撰文：毕峰；编辑：李力

一边是贷款规模半年增加超过 2000 亿元，一边是净利润骤降近两成。刚刚披露的半年报，让华夏银行过去几年积累的信用风险再次浮出水面。

8 月 29 日，华夏银行披露 2026 年半年报。截至 6 月末，这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资产总额达到 4.99 万亿元，距离 5 万亿元仅一步之遥；贷款总额达到 2.77 万亿元，较 2025 年末增长 7.92%。上半年营业收入 513.08 亿元，同比增长 12.71%，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却只有 93.65 亿元，同比下降 18.35%。

在银行业营收普遍承压的背景下，" 增收不增利 " 本就不同寻常。华夏银行给出的解释则让另外一个问题浮出水面。

8 月 31 日举行的业绩说明会上，华夏银行管理层将利润下降的重要原因指向了风险出清。2026 年上半年，该行信用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达到 236 亿元，同比增长 58.5%。管理层解释，一方面是贷款规模增长较快、拨备计提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则是银行主动加大拨备计提力度，" 加快出清存量风险 "。

问题也由此而来。华夏银行正在加速出清的 " 存量风险 "，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一批发生在深圳分行的巨额问题贷款，或许提供了观察这家银行过去数年风险管理的一扇窗口。

一家注册资本仅 500 万元的建材公司，一家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的贸易公司，在缺少其他银行授信记录、经营实力与融资规模明显不匹配的情况下，却先后从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获得数亿元贷款。另一家被授信近 3.2 亿元的企业，担保方在银行继续追加授信之前已经卷入诉讼，随后几年更是成为数百起司法案件的当事人。这些看起来颇为反常的贷款，最终殊途同归—逾期、诉讼、成为不良资产，再被华夏银行深圳分行打包出售。

2025 年 10 月 21 日，华夏银行深圳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发布债权转让公告。公告显示，双方早在当年 6 月 20 日就已签署《不良债权转让协议》，华夏深圳分行将多户贷款涉及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权利整体转让给信达深圳分公司。

其中，仅深圳市腾达迅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鹏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齐名建材有限公司三户企业，贷款本金余额就达到约 11.07 亿元，欠息约 5.74 亿元，本息合计 16.81 亿元。

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十几亿元不良资产最后卖了多少钱，而是这些贷款当初究竟是如何贷出去的。

媒体报道显示，这并不是几笔彼此孤立的坏账。从贷款准入、集团客户识别、授信审批，到贷后管理、风险分类，再到最终的不良资产处置，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暴露出的风险控制问题，几乎贯穿了一笔企业贷款的完整生命周期。

而监管部门随后开出的一张 560 万元罚单，恰好将这条链条上的几个关键漏洞同时写进了处罚决定。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这一轮风险暴露和出清，首先集中在一个被称为 " 东部系 " 的企业群体。

公开资料显示，腾达迅、齐名建材、鹏城建筑背后均不同程度牵涉深圳市东部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相关贷款大致发生于 2018 年至 2020 年前后，随后在 2021 年、2022 年因还款困难出现展期，最终形成逾期。

腾达迅的一笔贷款最早可以追溯至 2018 年前后。当年，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向其发放约 4 亿元三年期贷款，以商铺等资产作为抵押。截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剩余本金约 3.94 亿元，欠息接近 2.03 亿元。

齐名建材的情况颇为相似。2019 年前后，华夏深圳分行先后向其发放三年期贷款约 3.64 亿元，以商铺、单身宿舍等作为抵押。截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本金余额约 3.42 亿元，欠息约 1.76 亿元。

鹏城建筑则获得接近 3.8 亿元贷款，截至同期，本金余额仍超过 3.71 亿元，欠息约 1.95 亿元。

三笔贷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本金几乎没有得到有效回收。这意味着问题已经很难简单归结为经济下行之后企业偶然出现流动性困难。如果一笔三年期公司贷款经过数年展期、诉讼和追偿之后，绝大部分本金依旧挂账，那么真正值得审视的，是银行最初取得的抵押物、担保措施、第一还款来源和借款主体本身的偿债能力究竟有多大含金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借款人的资质。据相关报道调查，腾达迅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齐名建材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本 500 万元。两家公司在获得华夏深圳分行大额贷款前，并没有明显的其他银行授信记录。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杨玉科，股权关系又分别指向鹏城房地产、东部发展集团等 " 东部系 " 企业。

一家注册资本几百万元或千万元、此前几乎没有银行融资履历的企业，第一次进入银行授信体系便获得数亿元贷款，这在正常的公司信贷逻辑中显然需要更强的解释。

问题不在于注册资本小就一定不能获得大额贷款。银行授信真正考察的是企业现金流、实际经营能力、资产负债情况、交易背景以及抵质押和担保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借款主体本身较弱，那么贷前调查就更应回答几个基本问题：企业为什么需要数亿元资金？贷款资金最终去了哪里？主营业务产生的现金流是否足以覆盖本息？抵押物价值是否真实、足值且具有处置能力？担保企业与借款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回答清楚，都可能意味着授信风险被严重低估。而监管处罚最终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述——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管理不到位。

如果说 " 东部系 " 只是一次孤立的历史风险事件，事情或许没有那么严重。

但华夏深圳分行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没有停留在三家企业。

据相关报道援引业内人士提供的信息，除腾达迅、齐名建材、鹏城建筑之外，华夏深圳分行同期还向多家 " 东部系 " 关联企业新增普惠贷款，合计超过 8000 万元。也就是说，从 2018 年末开始的一年多时间内，仅公开线索能够勾勒出的 " 东部系 " 贷款本金就已超过 12 亿元。

更大的风险敞口则来自另一批非房地产企业。

据相关报道，华夏深圳分行涉及的非房涉房企业还包括深圳市联恒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泊寓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融慧通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艺兴实业有限公司、深圳秀语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厚德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国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相关金额合计超过 20 亿元。

其中，多户贷款后来被认定存在向不符合授信准入标准的非房涉房客户发放贷款、扩大存量非房涉房客户信用敞口，以及企业参保人数、关联关系核查不够审慎等问题。

这使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如果只是一两笔企业贷款因为房地产市场下行成为不良，可以解释为周期风险；如果一家分行在数年间不断出现借款主体资质偏弱、企业关联关系复杂、担保链条交叉、非房企业实际资金用途又与房地产相关的授信，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 " 踩雷 "，而是需要重新审视这家分行的风险偏好和授信文化。

联恒投资就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案例。

公开企业信息显示，联恒投资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参保人数一度为零，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投资咨询、国内贸易，并无房地产开发资质。然而 2022 年 9 月，华夏深圳分行首次给予其 2 亿元授信；2023 年 9 月和 2024 年 12 月，又分别增加授信至 3.19 亿元和 3.18 亿元。

真正蹊跷的是担保方。相关授信据称由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工商信息显示，中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75% 的大股东就是联恒投资。换言之，联恒投资用自己的控股子公司来进行担保。不仅如此，公开司法信息显示，中航建筑早在 2022 年就已卷入买卖合同纠纷，2023 年 6 月又出现法院强制执行，此后执行案件持续增加。换句话说，在担保人的司法风险已经公开暴露以后，银行仍然继续增加对借款人的授信。截至 2026 年初，中航建筑作为被告的案件数量高达 397 起，涉案金额高达 4.7 亿元。

银行的贷后风险管理，本应是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企业被执行、担保人涉诉、资产被冻结、经营异常，理论上都会成为风险预警信号。如果这些信号出现后授信额度不仅没有收缩，反而继续增加，那么就很难仅用一次性的贷前调查疏忽来解释。

监管部门的处罚，实际上已经给出了部分答案。

2025 年 1 月 26 日，深圳金融监管局对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开出 560 万元罚单，认定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违规开展不良资产转让业务、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信贷资产分类不审慎、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管理不到位以及贷款业务管理不当。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还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处罚。时任华夏银行深圳信用风险管理部首席信用风险官、华夏银行深圳首席风险官吕海洲因违规开展不良资产转让业务、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管理不到位被警告并罚款 10 万元；时任深圳分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潘宗超因信贷资产分类不审慎被警告并罚款 5 万元；另有相关负责人因贷款业务管理不当被警告。

这张罚单最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 560 万元罚款本身，而是五项违法违规事实之间形成的闭环。

贷款业务管理不当，指向贷款发放和管理环节；集团客户统一授信不到位，指向关联企业识别和风险集中度控制；信贷资产分类不审慎，涉及贷款出现风险之后银行是否及时、真实地确认风险；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则意味着问题可能已经超越单笔业务人员操作层面；最后，违规开展不良资产转让，又落到了风险资产最终出表和处置环节。

从贷款进入银行，到贷款成为不良，再到不良资产被处置，监管几乎沿着整个生命周期留下了处罚记录。这才是华夏深圳分行此次事件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

商业银行出现坏账并不可怕。银行本来就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没有一家银行能够保证所有企业贷款都按期收回。真正危险的是风险识别机制本身失灵。

当一家企业自身资质偏弱时，银行依赖担保；当担保人与借款人属于同一利益集团时，又依赖抵押物；当抵押物难以覆盖风险时，再通过展期拖延风险暴露；等贷款最终无法回收，再进入不良资产处置。如果这条链条反复出现，那么银行账面上的 " 不良贷款率 "，就未必能够完整反映过去几年积累的真实信用风险。

把深圳分行的问题放回华夏银行整体财务报表中观察，更值得玩味。

根据华夏银行 2025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25 年末，该行资产总额达到 4.7376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8.3%；贷款余额约 2.5667 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8.5%。2025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72 亿元。

表面看，华夏银行的规模仍保持较快增长。

与此同时，观察一家银行的资产质量，不能只盯着一个不良贷款率。银行通过清收、核销和不良资产转让，可以不断处置历史风险；真正需要观察的是新增风险形成速度、关注类资产变化、拨备水平以及风险资产从正常类向不良类迁徙的过程。

尤其是在深圳分行已经因为 " 信贷资产分类不审慎 " 和 " 违规开展不良资产转让业务 " 受到监管处罚的背景下，不良资产的形成、确认与最终处置就变得格外值得追问。

一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可能来自新增贷款质量改善，也可能来自旧的不良资产被快速核销或转让。两种情况在报表上都可能表现为不良率下降，但背后对应的风险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此次 16.81 亿元本息不良债权转让，正好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

最值得追问的，是这些贷款当初为什么能够通过。

回头来看，华夏深圳分行事件中最令人不解的，并不是企业后来违约。2018 年至 2024 年，房地产行业经历剧烈调整，大量房地产及上下游企业出现流动性困难。银行出现相关不良贷款并不意外。真正异常的是部分贷款在最初进入银行时已经存在的风险特征。

注册资本仅数百万元的小微企业，为何能够第一次授信就拿到数亿元贷款？没有明显其他银行授信记录的企业，为何能迅速成为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大客户？多家借款企业背后存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或共同担保关系，为什么集团客户风险没有被统一识别和控制？担保企业已经出现诉讼、被执行等风险信号后，为何部分授信仍能继续增加？如果企业注册场所长期被其他公司使用、参保人数与经营规模明显不匹配，这些最基础的贷前调查究竟有没有真正落地？更关键的是，在部分贷款出现还款困难后，银行是否及时下调资产分类？展期究竟是在帮助正常经营企业渡过暂时流动性困难，还是事实上延迟了风险暴露？

这些问题，目前公开信息尚不足以给出完整答案。但监管处罚已经证明，至少在部分业务中，问题并非外界猜测。监管部门明确认定华夏深圳分行存在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管理不到位、贷款业务管理不当、信贷资产分类不审慎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其严重程度远高于一笔贷款 " 三查不尽职 "。它指向的是一套风控机制是否真正有效运行。

对于一家拥有超过 2.5 万亿元贷款资产的全国性银行而言，深圳分行十几亿元不良贷款当然不足以撼动整个资产负债表。但风险管理从来不能只看比例。

深圳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民营企业最密集、金融竞争最激烈的城市之一。对于股份制银行而言，深圳分行通常也是重要的经营机构。正因为客户多、项目多、同业竞争激烈，银行内部对于规模、收入和利润的考核压力也更大。

在这种环境下，真正考验一家银行的，不是能不能把贷款放出去，而是在业务扩张冲动与风险底线之间，谁拥有最终否决权。华夏深圳分行此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最值得警惕的正是这一点。

如果一家注册资本 500 万元的企业能够拿到数亿元贷款，如果同一企业集团能够通过多个主体不断获得授信，如果担保人司法风险已经暴露仍不影响后续授信，如果已经出现风险的贷款不能及时真实分类，那么所谓贷前调查、授信审批、风险审查和贷后管理，就可能只剩下一套形式完整的流程。

最终，坏账可以卖给资产管理公司，报表上的不良贷款可以被处置，历史风险也可以逐渐出表。但还有一个问题无法随着债权转让一起消失：当初是谁把这些贷款放出去的，又是什么样的机制，让一批存在明显异常特征的企业连续获得巨额授信？

从深圳金融监管局那张 560 万元罚单来看，监管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只是对于华夏银行而言，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可能更加尖锐——这究竟是深圳分行一段特殊时期留下的历史坏账，还是在规模扩张压力下形成的一套曾经长期运转的授信逻辑？如果是后者，那么 16.81 亿元不良债权恐怕不是故事的结尾，它更像是一扇刚刚被推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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