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书送达：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长生生物原董事长高俊芳，四罪并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从 2018 年 7 月国家药监局那张飞行检查通报算起，到这纸终审裁定落地，整整 8 年。

72 岁的高俊芳，等来了她余生唯一的地址——监狱。

今年 1 月 30 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法官念出的罪名，一条接一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9 个月；

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四罪叠加，数罪并罚，执行无期徒刑。

检方原本还指控了一条职务侵占罪，法院没有认定。但这并不影响结局——光是头一条，就已经把她钉死了。

她的丈夫张友奎，原长生生物董事、副总经理，因挪用资金罪获刑 6 年。

长生生物原副总经理张晶、长春长生原副总经理刘景晔等 12 名高管，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领刑 15 年到 7 年不等。

另有 4 名员工因帮助毁灭证据罪获刑。

高俊芳不服，上诉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司法审判。

2018 年 10 月，国家药监局和吉林省食药监局联合开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违法所得18.9 亿元，处货值金额 3 倍罚款72.1 亿元，罚没款合计91 亿元，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

而长春长生 2018 年半年报显示，公司净资产不过37.45 亿元。

也就是说，把公司上上下下连厂房带设备全部变卖，都填不满这个窟窿的一半。

高俊芳的故事，得从 2003 年讲起。

那 1 年 12 月，国企控股的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1 项股权转让议案：将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59.68%的股权全部转让，每股转让价 2.4 元。

受让方之一，是时任长春高新副董事长、同时兼任长春长生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高俊芳。

她受让其中34.68%，转让金额4161.6 万元。

高俊芳 2000 年的年薪是5.98 万元，2001 年是8.4 万元。

一个年薪不到10 万的国企高管，哪来的4000 多万？

她后来对媒体的回应是：自己出了200 万，其余是找亲戚朋友借的。

法院查明的事实比这句话冰冷得多。

2006 年 5 月，高俊芳挪用长春长生公司资金1100 万元，用于个人购买股权。

半年后，她和丈夫张友奎用公司账外资金692 万元加上个人款项408 万元，凑了1100 万还上。

自己的公司，自己的钱，自己买自己的股。

更蹊跷的是，当时有外部企业愿意以每股 3 元收购全部股权，西南一家上市公司先后三次报价，都高于 2.4 元。

但长春高新一概不接受，理由是 " 协议转让，已与受让方确定意向 "。

2006 年 8 月，吉林亚泰集团将持有的25%股权也转让给了高俊芳。

至此，高俊芳一人持股59.68%，绝对控股。一家脱胎于国有研究所的疫苗企业，彻底变成了她的家族生意。

拿下公司只是第一步。

真正让这台机器加速运转的，是另一笔交易——不在股权登记簿上，而在药监司长的办公室里。

法院认定，从 2006 年到 2014 年，长春长生公司向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市场监管司司长、后任药品化妆品注册管理司司长的王立丰，累计行贿2090 万元。

换来的是什么？两样东西：加快药品注册审批，免于行政处罚。

说白了，就是在消防站里收买了消防队长——往后不管仓库里怎么冒烟，都没人来查。

时间线上的先后顺序，像一条拧紧的因果链条。先花 8 年时间把监管的闸门焊开，再在闸门洞开之后放手造假。

行贿是从 2006 年开始的。

造假是从 2014 年开始的。

高俊芳是财务处长出身，管了一辈子的钱。她比谁都清楚，2090 万不是支出，是投资。

投给王立丰的每一分钱，日后都会从省下的生产成本和免掉的罚单里连本带利收回来。

王立丰最终获刑 10 年。

但闸门洞开的那些年里，风险没有消失，只是从药监局的档案柜里，转移到了千千万万接种疫苗的孩子胳膊上。

2014 年 1 月，长春长生的狂犬疫苗生产车间里，造假正式启动。

手法不是偶尔打个擦边球，而是全线、全流程、系统性的作弊。

法院查明的造假清单，条条触目：将不同批次的原液进行勾兑配制，重新编造生产批号；

更改涉案产品的实际生产日期，其中 118 批次向后变更日期，变相延长有效期；

使用上 1 年生产的过期原液继续投产；387 批次未开展热稳定性试验，382 批次效价测定方法不符合规定。

这是把疫苗生产线当成了流水账本，哪个数字不好看就改哪个。

从 2014 年 1 月到 2018 年 7 月，4 年半，涉案狂犬病疫苗共计 748 批次。

而更早的一记警钟，其实 2017 年就已经敲响了。

当年 11 月，长春长生生产的一批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在抽检中被查出效价不合格，总数 253338 支，其中 252600 支已经销售到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库存仅剩 186 支。

吉林省食药监局 2017 年 10 月 27 日立案调查，直到 2018 年 7 月 18 日才作出处罚决定——时隔近 9 个月。

罚没款总计 344 万元。

一家年营收超过15 亿、净利润5.68 亿的疫苗巨头，25 万支问题疫苗打进了25 万个孩子的胳膊，代价是344 万。

这个数字甚至不够高俊芳儿媳一辆车的零头。

2018 年 7 月 15 日，国家药监局终于对长春长生进行飞行检查。这一次，盖子彻底掀开了。

掀开的不只是疫苗车间的盖子，还有这个家族的账本。

2017 年，福布斯中国 400 富豪榜上，高俊芳家族以67 亿元身家排名第 371 位。

2018 年 5 月 11 日，长生生物盘中市值冲到292 亿元的历史峰值，高俊芳、张友奎、张洺豪三人合计持股36.66%，对应市值约107 亿元。

高俊芳的儿子张洺豪，担任长生生物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他的妻子隋嘉琪，在抖音上过着另一种人生。

一辆定制版粉色劳斯莱斯魅影，市价超过547 万元。一辆奔驰 G55 AMG，一辆改装剪刀门的保时捷 911。

车顶上搁着爱马仕包，手腕上戴着几10 万的表。搭私人直升机降落瑞士少女峰滑雪，满屏的香奈儿盒子堆得像积木。

344 万——344 万，25 万支问题疫苗打进25 万个家庭的孩子身体里，罚没款总共344 万。

这边，儿媳的一辆粉色劳斯莱斯就值547 万。

那边，山东25 万个家庭的母亲翻开孩子的疫苗接种本，逐条核对批号，手指发抖。

有网友扒出隋嘉琪面对质疑时的回应，大意是：强者与弱者的区别。

高俊芳管钱，张友奎管销售，张洺豪管经营，隋嘉琪管花钱。一家四口，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疫苗车间里编造的每一行假数据，最终都兑换成了这个家族银行账户上的真数字。

2018 年 7 月 16 日，飞行检查结果公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长生生物股价开始下坠。

一个跌停，两个跌停，三个跌停。

最终连拉 32 个跌停板，创下 A 股历史纪录。股价从 24.55 元一路砸到 1.5 元，市值蒸发超过200 亿元。

7 月 24 日，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以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将高俊芳、张友奎等 18 人刑事拘留。

10 月 16 日，91 亿元罚没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2019 年 3 月，深交所暂停长生生物股票上市。

6 月，广东省疾控中心等四家债权人向长春中院申请对长春长生进行破产清算。

11 月 7 日，法院裁定：长春长生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无重整、和解之可能，宣告破产。

11 月 26 日，长生退正式摘牌，成为 A 股市场因重大违法被强制退市的第一股。

这起案件的冲击波远不止于一家公司的覆灭。

2019 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这是全球首部针对疫苗管理的专门法律，对疫苗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明确疫苗犯罪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全国疫苗电子追溯体系随后启动建设，每一支疫苗从出厂到接种，全程可查可追。

但法律能修补制度的裂缝，补不回家长的信任。

案发后的那个夏天，全国无数家庭连夜翻出孩子的接种本，查生产厂家、查批号、查接种日期。

那种恐惧，不是一部法律能够对冲的。

今年 1 月 30 日，长春中院的法庭上，高俊芳听完了判决。

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954 年出生的她，此时已经 71 岁。

从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财务处长，到长生生物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再到法庭上的被告人——她用 20 年搭起来的家族帝国，用 8 年走完了从巅峰到归零的全程。

91 亿罚没款，至今是一笔空账。长春长生净资产不过37 亿，破产清算之后能追回多少，没有人给出过答案。

那些钱，有的变成了粉色的劳斯莱斯，有的变成了瑞士雪山上的直升机航油，有的变成了爱马仕的包装盒，扔进了垃圾桶。

2090 万买开的监管闸门，如今焊上了。《疫苗管理法》白纸黑字写在那里。

但打进孩子胳膊里的那些针，抽不回来。

疫苗能补种，信任补不了。

经济观察报，2026 年 9 月 21 日，关于长生生物原董事长高俊芳四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的报道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 年 10 月 16 日，关于长春长生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 年 1 月 30 日，关于高俊芳等人一审刑事判决

澎湃新闻，2018 年 7 月 22 日，关于长春长生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事件的调查报道

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 年 11 月 7 日，关于长春长生宣告破产及长生退退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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