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岁，本该是逐渐退居幕后的年纪，可王健林却在这个时候再次站到了万达商业管理的最前面。

2026 年 11 月 5 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王健林重新担任董事长，距离他上一次担任这一职务，已经过去了 14 年。

原董事长陈洪涛卸任后，仍继续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经理。

消息传出后，不少人感慨，曾经那个带领万达一路扩张的创始人，终究还是回来了。

根据天眼查披露的工商信息，11 月 5 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变更，陈洪涛卸任董事长，由王健林接任。

不过，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陈洪涛并没有彻底离开公司。

此次调整后，他仍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和经理。张春远、黄国斌等多名具有万达背景的人员也重新出现在董事名单中。

再往前看，陈洪涛今年 6 月底才接任董事长，到 11 月初卸任，前后只有约 5 个月。

5 个月对于一家大型商业管理企业来说并不算长。

而且，过去几年，大连万达商管的董事长位置已经经历了多次调整。

2012 年，王健林将董事长职位交给丁本锡，自己退到集团层面。

之后丁本锡卸任后，齐界接任。

2023 年，肖广瑞出任董事长。

2024 年 10 月，张春远接替肖广瑞。

2026 年 6 月底，陈洪涛又从张春远手中接过董事长职位。

到了 11 月，王健林重新回归。

从 2023 年以来，董事长位置已经经历多次更替。

新京报 11 月 10 日的报道也专门提到了这一变化，并将其概括为三年多时间四度换帅。

根据惠誉近期报告，截至 2026 年 6 月底，大连万达商管账面现金约 46 亿元，短期债务约 330 亿元。

也就是说，账面现金与短期债务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惠誉对万达商管的发行人违约评级仍维持在 CC 级。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CC 级并不等于企业已经宣布破产或者已经发生违约，而是评级机构对其信用风险作出了非常审慎的判断。

46 亿元现金和 330 亿元短期债务放在一起，确实不是一个轻松的局面。企业需要继续通过经营回款、融资安排和资产处置等方式解决资金需求。

再看万达这些年的变化，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一直在进行资产调整。

过去，万达商业地产最重要的优势之一，就是拥有大量商业广场。

广场建起来以后，可以通过商铺租金、物业服务、商业运营等方式获得长期收入。

这种模式看起来比较稳定，但前期投入也很大。

尤其是在房地产行业快速扩张时期，商业项目建设、土地投入、融资成本和后续运营，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当行业环境发生变化，融资渠道收紧，部分项目回款速度放缓，企业就必须重新考虑资产结构。

对万达来说，继续持有所有资产并不是唯一选择。

出售部分项目、引入外部投资者、调整股权结构，都是缓解资金压力的现实手段。

但这里也有一个两难问题。

出售资产可以带来现金回笼，却也意味着未来可能减少一部分租金收入和资产增值收益。

如果为了眼前的偿债压力不断出售优质资产，企业未来的经营基础也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王健林现在面对的并不是简单地让公司重新扩张，而是如何在偿债、经营和资产保值之间找到平衡。

这几年万达最重要的一次资本运作，就是 2024 年太盟牵头的约 600 亿元投资。

不少人看到 600 亿元这个数字，会认为这是万达得到了一笔巨额资金，债务问题应该能够得到解决。

但这笔钱的性质，并不是普通的银行贷款，也不是没有条件的资金援助。

根据太盟 2024 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正式投资公告，太盟投资集团、中信资本、Ares Management 旗下基金、阿布扎比投资局旗下相关投资主体以及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共同向大连新达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约 600 亿元。

这笔交易完成后，投资方合计持有新达盟 60% 的股权，大连万达商管持有 40%。

也就是说，万达原本的一部分商业管理业务，已经通过股权重组引入了外部投资者。

外部资本投入 600 亿元，换来的不只是财务上的参与，还包括相应的股东权益和公司治理安排。

这意味着，万达原来的商业管理体系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过去，王健林可以凭借创始人的身份，对万达商业业务进行集中决策。

但经过股权重组之后，相关商业平台的重大事项需要按照新的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运行。

因此，不能因为王健林重新担任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就认为他已经重新掌握了所有万达广场的经营和处置权。

这也是此次回归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他重新担任的是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而太盟牵头投资方已经通过新达盟持有 60% 的股权。

两个平台之间存在业务联系，但股权关系和治理结构不能混为一谈。

对于王健林来说，接下来既要处理大连万达商管自身的债务和经营问题，也需要在既有股权结构下协调相关商业业务。

这件事显然不是换一个董事长就能全部解决的。

2025 年 5 月，太盟、高和资本、腾讯、京东、阳光人寿等投资方参与收购 48 座万达广场项目公司，涉及 39 个城市。

这类交易的核心，是通过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引入新的资产持有方，为万达带来资金回笼。

对万达来说，这意味着商业资产处置已经成为企业调整资金结构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广场出售并不代表原来的商业品牌和运营体系立即消失。

商业地产项目的资产持有和商业管理运营，本身就可以通过不同的主体进行安排。

也就是说，投资方可以持有相关项目资产，专业商业管理公司继续承担招商、运营和物业管理等工作。

这种方式可以让万达在释放部分资产的同时，继续参与商业运营。

不过，资产出售之后，企业能够保留多少运营收益、未来是否还能维持原来的商业管理规模，都需要通过后续经营数据来判断。

还有一件事，同样能看出万达资产版图的变化。

2026 年 4 月 20 日，原万达电影正式更名为儒意电影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也从万达电影变更为儒意电影，证券代码 002739 保持不变。

根据上市公司正式公告，此次更名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更名背后还有一个重要时间节点：2024 年 4 月 15 日，万达电影控制权已经完成变更，实际控制人转为柯利明。

这说明，万达旗下部分原本具有代表性的业务，已经通过股权交易和控制权变更，逐渐形成新的发展体系。

电影业务如此，商业管理业务也是如此。

过去大家提起万达，想到的是王健林、万达广场和万达电影。

但如今再看，原来的商业版图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有些资产引入了新的投资方，有些业务完成了控制权变更，还有一些项目通过出售来缓解资金压力。

因此，这次王健林回归，不能简单理解成当年的万达又回来了。

更准确地说，是创始人重新参与到一个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商业体系中。

过去几十年，王健林积累的不只是财富，还有商业运营经验、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对地方市场的熟悉程度。

尤其是万达广场这种商业综合体，运营涉及招商、租户、物业、地方合作和消费者。

一家广场能不能经营好，不仅取决于建筑和地段，还取决于商户能不能持续经营、消费者愿不愿意进场，以及整个商业生态能不能保持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创始人重新担任董事长，可能有助于稳定合作伙伴的预期，也有利于推动一些重大事项的协调。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首先，万达商管的债务压力仍然需要通过经营收入、资产处置和融资安排解决。

新达盟的股权结构已经改变，王健林不能单方面决定所有重大事项。

再次，商业地产行业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依靠大规模建设和扩张就能获得增长的时代，已经不再是现在商业地产经营的主要逻辑。

如今的商业项目，更需要关注消费者实际需求、商户经营状况、出租率和运营效率。

对于万达来说，未来真正重要的，不是再建多少座广场，而是现有项目能不能持续创造现金流。

这也是王健林此次回归之后，最需要交出的答卷。

如果能够稳定现有经营、逐步降低债务压力，同时理顺大连万达商管与新达盟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次调整就可能成为万达重新稳定经营的重要一步。

但如果债务压力始终无法缓解，资产处置又影响到未来的经营收入，那么仅仅依靠创始人重新担任董事长，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说到底，王健林这次回来，不是简单地重新拿回一把椅子。

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充足扩张空间的万达。

14 年前，他交出董事长职位时，万达正处于商业地产快速发展的阶段；14 年后，他重新坐回来，面对的却是股权调整、资产出售和偿债压力。

真正决定这把椅子能坐多久的，不是王健林的名气，而是万达能不能重新建立起稳定的现金流和可持续的经营能力。

对普通人来说，万达的故事也有一个很现实的启示：企业规模再大，也不能只看曾经有多风光。最终决定一家企业能走多远的，还是现金流、负债结构和经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