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冬天的某个场合，王健林跟一个比他小将近三十岁的年轻人面对面坐着。

气氛不算紧张，但也谈不上轻松。

年轻人是丹寨县的县长，叫徐刘蔚，1982 年出生，当时刚满三十二岁，是整个贵州最年轻的县长。

王健林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那一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他以 151 亿美元净资产位列中国内地首富。

两个人争论的焦点是钱怎么分。

准确地说，是万达在丹寨投资产生的利润怎么处理。

徐刘蔚的诉求很直接：万达在丹寨经营产生的利润，一分都不要带走。

王健林听完之后的回应后来被媒体反复引用—— " 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 5 个亿，然后你自己去分得了，5 个亿，很简单。"

这段对话后来被剪成视频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丹寨县委宣传部后来发过声明，说这段视频取自 2014 年 12 月 2 日的一次内部工作会议，会议氛围坦诚友好，视频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了。

但不管怎么说，" 五个亿 " 这个说法就这么留下来了。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

王健林不是不愿意出钱，万达集团前前后后在丹寨投了二十多个亿。

徐刘蔚也不是贪得无厌想要截留利润，他后来解释过，自己的意思是利润留下来继续用于丹寨的后续发展。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笔巨额的企业扶贫资金，到底以什么方式进入一个贫困县，才能真正让这个县摆脱贫困？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丹寨县用了几年的时间，硬生生蹚出了一条路。

丹寨县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云雾常年挂在半山腰，苗寨散落在山谷之间，晨起能听见鸟叫，入夜能看到星星。

但这地方的另一个侧面是：穷。

2014 年的数据是这样的：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14542 户，58737 人。

全县 161 个行政村里面，有 96 个是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 63 个。

全县贫困发生率 37.65%。

换句话说，每三个丹寨人里面，就有一个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地方不是没有东西。

苗族的蜡染、古法造纸、鸟笼编制、锦鸡舞，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医苗药传承了上千年。

丹寨的茶叶长在云雾缭绕的山上，品质不差。

问题是这些东西出不去。

路不通，信息不通，市场不通。

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来的老人和孩子守着祖传的手艺，却换不来一顿饱饭。

徐刘蔚是 2012 年 4 月调到丹寨的，先做县委常委、副县长，后来做常务副县长。

2013 年 12 月成为代县长，2014 年 1 月正式当选县长。

他接手的这个县，穷得叮当响。

他是湖北红安人，1982 年 6 月出生。

红安是革命老区，出了两百多个将军，也穷了很多年。

徐刘蔚小时候大概见过穷是什么样子。

1999 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本校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读区域经济学硕士。

2005 年硕士毕业，进了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

从省里到县里，从办公室到田间地头，这条路他走了七年。

2014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倡导民营企业参与扶贫。

万达集团响应了这个号召。

王健林当时说过一句话：" 中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贫困县还不到 600 个。"

言下之意，企业做扶贫，空间很大。

万达的想法是找一个贫困县，整县承包，搞一个 " 企业包县、整县脱贫 " 的模式。

他们找了国务院扶贫办，请扶贫办帮忙物色对象。

最初的候选名单里没有丹寨。

丹寨县是怎么挤进去的？

徐刘蔚和当时的县委书记侯美传得到消息之后，立刻向省扶贫办汇报，请求把丹寨列入候选考察点。

说白了就是硬往上凑，自己给自己争取机会。

省扶贫办同意了，丹寨这才得以 " 补录 "。

考察期间，徐刘蔚他们每两三天就给万达那边打一次电话，跟进情况。

万达的一位高管后来总结，说丹寨打动他们的原因除了交通便利和产业基础之外，最关键的是 " 县领导积极有干劲 "。

这个评价很耐人寻味。

" 积极有干劲 "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地方的干部想要改变现状，他们愿意做事，而且愿意配合企业一起做事。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把钱投到一个愿意配合的地方，比投到一个消极应付的地方要靠谱得多。

2014 年 12 月，王健林亲自到丹寨，签了一份 10 亿元的扶贫协议。

这被称作 " 民营企业对口帮扶整县脱贫 " 的全国第一例。

钱有了，协议签了，接下来是怎么花的问题。

王健林和徐刘蔚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不能直接发钱。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这句话虽然被说滥了，但在丹寨这件事上，两个人是真信。

最初的方案里有养猪。

王健林和徐刘蔚考虑过在丹寨建一个大型养猪场，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

调研之后发现不行。

丹寨的农户世代散养猪，规模化养殖的技术门槛短时间内跨不过去。

更关键的是，丹寨的生态环境脆弱，山清水秀是它最大的本钱，建一个大型养猪场，环保风险太大。

十几亿投进去，万一破坏了环境，得不偿失。

丹寨的气候适合种茶，茶叶品质不错。

但问题是春茶的采摘期只有短短十五天，形不成规模，撑不起一个产业。

两个方案都放弃了。

反复考察、反复论证之后，最终确定了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建一个旅游小镇，中期见效，通过旅游产业带动就业和收入。

第二个是建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长期见效，通过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第三个是设一个专项扶贫基金，短期见效，直接兜底帮扶那些最困难的群体。

这三个方向后来被总结为 " 长期、中期、短期结合 "。

长中短搭配，既有立竿见影的兜底措施，也有着眼未来的教育投资，还有连接两者的产业平台。

2016 年 2 月 27 日，万达正式宣布了这个方案。

3 亿元建职业技术学院，6 亿元建旅游小镇，5 亿元设扶贫专项基金。

后来实际投入追加到了 15 亿、16 亿，乃至更多。

旅游小镇的项目最先启动。

选址在丹寨县城东边的东湖岸边。

那原本是一片荒地。

2016 年 5 月开始建设，2017 年 7 月 3 日正式开业。

从开工到开业，前后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小镇一期投资 6 亿元，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

配套了民族风情街、四星级酒店、电影院、儿童娱乐设施。

苗族蜡染、古法造纸、苗医苗药、鸟笼编制这些非遗项目被集中引入。

8 项国家级非遗、十余项省级非遗，全在小镇里扎了根。

开业之后的效果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开业三天，客流超过 17 万人次。

到 2017 年 10 月 8 日，开业 98 天，累计接待游客 209.44 万人次。

开业一周年的时候，游客数量突破 550 万人次。

单日游客最高纪录是 7.9 万人次。

一个原本连路都不通的贫困县，突然涌进来这么多游客，变化是全方位的。

小镇直接创造了 2000 多个就业岗位，间接带动了上万人就业。

丹寨县的旅游综合收入翻了好几倍。

原来在家里守着蜡染手艺却卖不出去的老乡，现在在小镇上有了店铺，有了稳定的收入。

万达商管公司负责小镇的运营。

他们免掉了非遗传承人的房租。

每天早上八点半之前，商管人员在微信群里招呼一声，大家到锦鸡广场集合开晨会。

有店主嫌麻烦，抱怨每天说的就是消防、卫生那点事。

但运营方的逻辑很清楚：这是一个景区，不是菜市场，规范管理才能长久。

冲突归冲突，小镇的火爆是事实。

2022 年 9 月，丹寨万达小镇获评 " 十大国家 IP"。

同年客流 683 万人次，是全国旅游景区中唯一实现客流正增长的大型旅游景区。

职业技术学院的项目紧随其后。

万达出资 3 亿元，在丹寨捐建了一所职业学院。

占地 300 亩，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硬件达到国内一流职业大专院校的水平。

可以容纳 2000 名学生。

2017 年 9 月 29 日，贵州万达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学。

首批开设了护理、会计、旅游管理三个专业，录取了 404 名学生。

这三个专业的设置显然是经过考虑的——旅游管理对应万达小镇的用人需求，护理和会计则是社会通用型专业，毕业生不愁出路。

学院主要招收丹寨籍学生。

每年择优录取 50% 的毕业生到万达集团就业。

首届毕业生实现了 100% 就业。

这个项目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扎实：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一门技能、进入一家靠谱的企业工作，这个家庭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贫困的代际传递就被切断了。

专项扶贫基金是三个项目里最直接、见效最快的一个。

5 亿元的资金由万达的投资公司负责理财。

每年保底产生 5000 万元的收益。

这笔收益无偿分配给丹寨县的贫困人口。

分配的方式很有讲究。

鳏寡孤独、重病重残、五保户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每人每年兜底救助 2000 元。

有劳动能力的一般贫困户，每人每年兑现生产奖补 1224 元。

首期分红在 2017 年 1 月 10 日就兑现了。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那些最困难、最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不用等旅游小镇的收益、不用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挣钱，立刻就能拿到钱，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而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人，这笔钱不是白给的，它以 " 生产奖补 " 的名义发放，鼓励人们通过劳动来改善生活。

2016 年，万达丹寨扶贫项目获得了国家首个脱贫攻坚创新奖。

三个项目全部落地运营之后，丹寨开始发生变化。

2018 年底，丹寨县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5.63 万人。

5 个贫困乡镇全部摘帽。

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37.65% 下降到 1.6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5862 元增加到 9060 元，年均增长 11.5%，增速连续六年排名全省前三。

2019 年 4 月 24 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丹寨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比计划提前了两年。

丹寨万达扶贫项目后来入选了联合国全球最佳减贫案例库。

2021 年，万达丹寨扶贫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 "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 称号。

这些荣誉和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43 岁的苗族妇女杨而报浪，指甲里永远透着洗不掉的蓝色——那是蜡染留下的印记。

她以前在村里办过蜡染合作社，没成功。

后来在小镇上开了一家蜡染体验馆，免了房租，游客络绎不绝。

她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

小镇 200 多家店铺里，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回到 2014 年冬天那场会议。

徐刘蔚说利润不能带走，王健林说那我每年给你五个亿你自己去分。

两个人面对面，一个三十出头，一个将近六十；一个是刚当上县长的年轻人，一个是全国首富。

地位悬殊，但谁也没有让着谁。

徐刘蔚后来解释过自己的意思。

他说自己不是要截留利润揣进腰包，而是希望利润留下来继续用于丹寨的发展。

这个诉求从逻辑上说得通：一个刚刚起步的贫困县，如果企业投完钱、建完项目、产生利润之后全部拿走，那这个县还是留不住财富、形不成自我造血的能力。

王健林也不是舍不得那点利润。

万达在丹寨前前后后投了二十多个亿。

如果只是要一个 " 捐了多少亿 " 的名声，直接捐钱走人就行了，何必反复考察、反复论证、反复调整方案？

王健林自己说过，他在丹寨扶贫项目上花的时间，超过了他经手的任何一个万达项目。

专题会开了不下十次。

五年去了六次丹寨。

万达任何一个投资几百亿的项目，他也不可能去那么多次。

两个人的分歧其实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钱怎么用的问题。

徐刘蔚想的是怎么让这笔钱在丹寨扎根、发芽、结果，怎么让丹寨在万达离开之后还能自己走下去。

王健林想的是怎么确保这笔钱真正用在扶贫上，怎么防止资金被挪用、被浪费、被截留。

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没错，只是角度不同。

那次会议之后，" 五个亿 " 成了一个梗。

但 " 五个亿 " 也成了一个事实——万达后来确实拿出了 5 亿元设立扶贫专项基金。

王健林当年那句略带嘲讽的 " 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 5 个亿 "，后来被媒体称为 "5 个亿成为后来万达在丹寨设立扶贫基金的雏形 "。

徐刘蔚后来怎么样了？

2020 年 7 月，他获得贵州省脱贫攻坚 " 优秀共产党员 " 荣誉称号。

2021 年 2 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 "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 称号。

2021 年 6 月，他升任毕节市副市长。

2023 年 7 月，转任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2024 年 2 月，又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从丹寨县长到省政府副秘书长，这条路他走了十年。

十年里，他从一个 32 岁的年轻县长变成了 42 岁的副厅级干部。

丹寨从一个人均收入不到六千的贫困县变成了旅游综合收入翻了几倍的热门目的地。

但这些东西写在简历上只是一行字。

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没有被写进去的东西：他在丹寨的那些年，每两三天给万达打一次电话争取机会的日子；他在会议室里跟王健林争论利润分配的那个下午；他在小镇封顶仪式上致辞时说的那些话；他在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上调度工作的那些夜晚。

这些东西没法量化，也没法写进履历。

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丹寨的故事可能就是另一个版本。

王健林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 万达在丹寨不谈投资，只谈扶贫。"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不是一笔生意，这是一次实验。

实验的结果是：一个企业、一个贫困县、一个年轻县长和一个首富企业家，用几年的时间摸索出了一套可复制的扶贫模式—— " 企业包县、整县脱贫 "。

这套模式后来被写进了很多扶贫教材，被很多地方参考和借鉴。

但模式可以复制，人没法复制。

丹寨的故事之所以成为丹寨的故事，是因为有王健林这样一个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真金白银去反复试错的企业家，是因为有徐刘蔚这样一个愿意放下身段去争取、敢于在首富面前坚持自己主张的县长，是因为有丹寨那些守着蜡染、造纸、鸟笼手艺却始终没有放弃的乡亲们。

三样东西凑在一起，才凑出了丹寨的蝶变。

2019 年 4 月 24 日，丹寨正式摘掉贫困帽子的那天，徐刘蔚大概正在忙着下一场会议的准备工作。

王健林大概正在看下一份项目的报表。

丹寨的乡亲们大概正在小镇上卖蜡染、做鸟笼、接待游客。

没有人停下来庆祝太久。

丹寨脱贫之后，万达决定 " 摘帽不摘帮扶 "。

目标从 " 包县扶贫 " 升级为 " 支持丹寨全面小康 "。

他们想把丹寨打造成中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徐刘蔚去了毕节，又去了省文旅厅，最后到了省政府办公厅。

他在每一个岗位上做的事情，本质上和在丹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想办法让一个地方变得更好。

至于那个 " 五个亿 " 的梗，偶尔还会被人提起。

但已经没有人再去追问那场会议上谁对谁错了。

时间给出了答案，而答案就在丹寨的山山水水之间，在小镇的游客人流之中，在那些靠着蜡染手艺养活了一家人的苗族妇女的笑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