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新潮管理概念层出不穷的今天，一本写作于 20 年前的管理著作还有很大的阅读价值吗？

为何那些智商超群、名校毕业、履历光鲜的高管居然也热衷于追随各种 " 管理时尚 "？

当那么多人都在膜拜马斯克、黄仁勋、任正非时，我们究竟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又必须警惕什么？

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

管理，究竟靠什么做决策？是直觉，是模仿，是惯性，还是遵循证据？

带着以上这些问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与斯坦福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瑞 · 菲佛（Jeffrey Pfeffer）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以下是这场对谈的精华，希望在喧嚣的舆论场中，为读者呈现一份关于管理的理性冷静、基于证据的思考指南。

为什么聪明的管理者也爱 " 随大流 "？

杨斌：现实中许多高智商、高学历、履历光鲜的高管，看起来自信满满，但其实一碰到流行的管理概念就容易跟风，虽然自己也许并不觉察或不承认。您觉得为什么这些聪明人，在做决策时还是会掉进从众或者惯性的陷阱里？

菲佛：这是人的天性使然。社会心理学最经典的实验之一就是所罗门 · 阿希（Solomon Asch）的从众实验，实验事先安排多名 " 托儿 " 故意给出错误答案，结果许多真正的被试者因此放弃了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选择了跟从多数人的错误判断。我们每个人都很难不受社会影响，不会因为你是管理者或者足够聪明，就能免受社会规范施加的压力。我们人类都倾向于随大流。

杨斌：为什么在实践中，这些流行的管理概念尤其对高科技公司或大企业的高管影响更大？

菲佛：一部分原因是跟风，另一部分是我们总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与医学或工程学不同，商学院几乎不教学生如何辨别管理学的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批判性思考。如果你去医学院，即使不进入学术领域，作为一个临床工作者，你也被鼓励阅读期刊、跟上学科发展；但在商学院和企业界，我们没有这个传统，没人告诉你 " 管理学也在进步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你需要跟上学科的发展。我们也用案例教学——这是从医学教育中学到的——但我们的教育确实没像医学那么严谨，也没有很鼓励学生追踪最新的研究发展。

杨斌：您刚提到管理学术期刊，不幸的是，我感觉很少有人读这些，只有很少的一些学者或博士生在看。连《哈佛商业评论》这种偏向于实务的内容，很多管理层现在也不怎么看了。大家更爱看媒体上的商业新闻，甚至依赖刷手机上的碎片信息。这样会不会让一些半真半假、甚至很危险的管理误解变得更流行？

菲佛：我认为会。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没让大家养成这个习惯。第二个原因，我们没有像 " 医学继续教育 " 那样的强制推行 " 管理继续教育 "。如果你是执业医师，你必须接受医学继续教育；如果你是律师，你必须继续接受法律继续教育——这些领域是强制你跟进的，但管理却不是。

就像已故的彼得 · 德鲁克说的，思考是件很累的事，所以没几个人愿意思考。动脑子累，所以还不如不动脑子刷刷手机，或者看别人怎么做就跟着做，省得绞尽脑汁地去想什么方法管用、什么不管用。

" 明星 CEO" 与 " 管理幻觉 "：谁在制造这场游戏？

杨斌：商业领域有很多人喜欢追捧当下的明星 CEO、封面故事人物，比如黄仁勋或马斯克。人们默认他们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所做的一定正确，反映了某种基本的商业逻辑和管理合理性——或者甚至不知道他们真正在做什么，但因为他们成功了，就去跟着新闻报道里或他们自称的那些做法去模仿。您怎么看？

菲佛：每个领导者都需要找到自己独特的风格。你可以通过观察别人来学习，但其实别人的情况通常非常特殊。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单个样本毫无说服力，一百个样本相比起来才更可靠。那些极端的成功案例，很多是碰运气，就像在赌场里看到有人连续掷出十次正面——这完全可能发生，但你不该觉得自己也可以。赌场靠我们的错觉赚钱。就像丹尼尔 ·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 · 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说的，你需要看相当样本基础上的统计规律，别用个例下结论。

杨斌：这种 " 跟随明星 " 人云亦云的风气，与庞大的管理咨询行业是否有直接关系？全球有很多公司每年花大价钱聘请顶级咨询公司，主要是为了购买所谓的最佳实践，试图复制别人的成功。当所有公司都花重金去买同一套 " 最佳实践 "，对它们到底有什么实际影响？

菲佛：这个问题很好。如果我模仿你的做法，我基本上会得到同样水平的成果。在我这些年写的几本书里，我一直强调：要想获得超额回报，就要找到自己的路。你需要做一个引领者，不是追随者。学习别人在做什么是有用的，但一定不要试图复制他们——复制只会让你得到跟别人差不多的结果，模仿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晚起步，也可能因为时机不对了，模仿反而带来失败。

咨询公司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我复制你的产品，除非我能卖得更便宜，否则别人凭什么买我的而不买你的？想一想那些在产品上做出了差异化的公司：苹果不会复制其他人，iPhone 不是复制品。在中国，我听说比亚迪也不复制特斯拉——虽然我没见过比亚迪的车，但别人告诉我比亚迪比特斯拉做得还要好。成功的方式是做得与别人不同，而不是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这个道理放在产品策略上说得通，放在别的地方也都说得通。

杨斌：完全同意。刚才您提到苹果的产品创新，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的就是 2010 年 iPad 发布后，紧接着的十几个月里出了好多模仿者、仿制品，但大多数都失败了。很多模仿者，甚至都没有理解 iPad 的本质，也缺乏生态支撑。

菲佛：模仿可能在某个阶段也是有价值的，但不可持续。就我所知道的，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在复制别人的产品——电子产品、生物技术，当然能做得更高效、低成本。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大学的发展和本土技术的兴起，中国在进行自主的药物研发，汽车行业也在做创新的原创产品。其他行业也一样，所以不再是复制了，而是在引领。

杨斌：除了咨询业，作为学术同行，我们必须承认，许多危险的言论实际上是从商学院扩散出去的，通过案例教学或课程交付。有时我们过度包装那些成功的公司，并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一些神奇的管理框架，其实完全可能是因为经济周期或其他一些因素。作为斯坦福商学院的资深教授，您如何看待商学院在制造管理幻觉上应负的责任，以及应该做出哪些具体改变？

菲佛：归因必须科学。商学院真正该教的，是如何寻求确凿证据和实践——循证管理。现在已经有循证管理中心，总部设在荷兰，参与创办的有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丹妮丝 · 卢梭（Denise Rousseau）。我们需要教人们批判性思维、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怎么做实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统计软件的普及，现在在网上就可以做社会实验。许多组织现在实际上都在尝试——尤其是营销领域——他们会重新设计网站看哪种颜色效果好，或者重新设计广告看哪个版本跑得好，这就是 AB 测试。这就是一个像科学家一样思考的例子——试图从数据中学习，而不是靠老经验或者只是跟风。这种思路开始进入管理领域了，尤其是在营销和广告方面，但这种思维方式需要进入管理的各个部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

第七个危险的误区

别以为 AI 改变了本质

杨斌：有读者可能会说您的这本书写于 20 年前，现在世界变得这么快，比如人工智能的疾速发展，您当时讲的这六个误区，这些内容会过时吗？如果在 2026 年的今天让您为书新增一个章节，您会写什么？您觉得现在公司拼命追捧的第七个危险的误区是什么？

菲佛：不过时，恰恰相反，我觉得第七个危险的误区，就是认为事物在本质上已经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几十年来，几个世纪以来，就像人工智能一样的新技术层出不穷——蒸汽机的发明、汽车内燃机、飞机、电话和电报、太空旅行、互联网的发展……人类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里，甚至追溯到农耕时代——种植植物、庄稼、肥料。技术在变，社会制度也一直在变。

但不变的是：我们应该看数据怎么说，看证据指向哪里。人们应该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提出问题和进行实验，从这些实验中学习。不管是五六十年前培育新品种水稻，还是今天开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科学的方法永远不会过时。

杨斌：确实是这样，科学方法的本质跨越时代和周期，虽然表现形式会与时俱进。让我们说说管理教育的变与不变。MBA 教育是在 1908 年创立的，到现在已经 120 多年了。课程总是那些六到八门核心课程，加上一些选修。您觉得我们在当下应该怎么创新，去适应当下的商业实践？

菲佛：我认为教人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教人们科学的方法。我们在统计学课上曾经学过，但更多是从统计技术角度教的，不是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但是一个好的统计学课教人们怎么做推断、如何思考概率定律——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在今天可能尤其有用。

杨斌：所以您的意思是理工科背景的人更适合接受现在的 MBA 教育？

菲佛：对。

杨斌：也许您并不知道，在中国，许多商学院正在进行一些改革，在搞 " 科技 MBA"、科技商学院，把技术和 MBA 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也把商学院和大学里头的其他院系结合起来。您觉得这个方向对吗？

菲佛：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然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但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是正确的方向。

AI 时代，什么才是真正的护城河？

杨斌：咱们聊聊 AI 和管理吧。有些人认为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中，管理里那些现在是人在做的部分会大量地被取代。但您总是在说，权力、人脉、关系对职业成功很重要、对组织发展很重要。您怎么看 AI、人和未来的管理？

菲佛：我倒觉得 AI 的发展反而让人际关系变得比之前更重要了。我有个朋友，他创办了一家活跃于医疗技术领域的人工智能公司。他说人工智能的有趣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复制模型，但他们无法复制的东西是社会关系。作为一名杰出的教授商学的老师，你讲的东西别人也能讲，复制你的教学内容是可能的，但唯一能带给你竞争优势的，是那些不容易被复制的东西。模型容易复制，但社会关系不容易复制。所以它反而更重要了。

杨斌：所以，不能被复制的那些人的因素会变得更重要了。

杨斌：说到 AI 与大学教育，我最近看了几条新闻，说到今年美国的毕业典礼演讲嘉宾都在谈论人工智能，告诉年轻人要乐观、要 " 上船 "。但也遇到一些噪音。美国年轻人到底对 AI 是种什么态度呢？

菲佛：我想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已经看到了——过去四五十年，经济增长的红利流向的只是少数人，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西方总的来说也是如此。我想年轻人是在问：在这个不平等加剧、社会正义缺失、普通人们的福祉不被关心的世界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知道失业会导致更高的患病几率，失业会带来压力和疾病——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失业是一个巨大的身份认同的丧失，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疾病和痛苦。人们环顾四周，发现即使是赚了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就像 Meta、微软和谷歌，为了财务优化，也正在裁员。这不就是告诉大家，这些大型组织实际上并不关心人？这当然让年轻人不快乐。

杨斌：问题很清楚，但有什么解决办法？

菲佛：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我在西班牙 IESE 商学院的朋友努里亚 · 钦奇利亚 （Nuria Chinchilla ）教授提出了一个 " 社会污染 " 的概念。她问为什么我们更关心北极熊而不是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关心动物，我们有动物权利组织，但是我们很多的组织很少担心员工的福利。我认为我们需要关注 " 社会污染 "，就像关心环境污染一样——就像关心把碳排放进大气层，也应该关注那些为我们工作的碳基生命体，也就是人。

杨斌：在善待人这一点上，您的态度很坚决。咱们换个话题，聊聊职场权力。您的另一本经典《权力》在商学院很受欢迎，尽管没有那么多教授擅长教这门课，因为权力更像一门手艺而不是科学，更偏实践。但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主张是技术精英主义——他们相信只要技术领先、算法写得好、业绩做得好自然会被看到。所以觉得那些权力原则对于他们未来的成功没什么大用。您怎么看？

菲佛：完全不是这样。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这个观点。技术是在发展，但权力可能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当你说 " 业绩会自己说话 " 时——但得有人听见才行。就像对话的两个人，它需要说话的人和倾听的人。你的表现得有人注意到才行。如果没有，就像森林里倒下的大树，没有人听到它发出了声音，那么就很难产生效果。

杨斌：对。您在《权力》里提到 " 核心圈 " 现象，以及人们应该如何意识到它的存在、如何利用。还有那些结构上重要的位置——甚至一些并非高层级高薪水的岗位，如秘书、司机这些——他们不只是信息节点，也是权力节点。为什么你说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些事情比以前更重要？

菲佛：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当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知识时——上谷歌什么知识都能学到——唯一不是人人可得的就是关系网络。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必须想清楚什么能让你脱颖而出。到处都是为成功而奋斗的人，都在为同样的事情努力，差异化因素是什么？关系和联结越来越重要。

杨斌：所以您现在还在教《权力》这门课吗？

菲佛：还在教。我还没打算退休，我会一直教到退休。这门课还是很热门的选修课。

杨斌：通过您的观察，您现在教的学生和 20 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菲佛：我现在教的学生这一代更依赖社交媒体，他们的专注力有所下降，但除此之外没有太大区别，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他们更有社会意识——或者至少他们声称是。他们非常关心环境议题，非常关心人的福祉。我觉得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要去的工作场所比 20 年前更冷漠，他们只能自己多上点心。

杨斌：是的，这种关心也是在上一代人打下了更好的基础之上。对了，我们的课上经常有参与者拿特朗普举例，质疑地去问关于权力、权威和领导力的问题，很多老师觉得不好回答。您怎么看他的领导风格和权力行为？

菲佛：首先，我认为他实际上遵循 " 权力的七大法则 " 行事——尽管他可能从没读过我写的《权力进化论》这本书。其次，建议您的学生去看看我的朋友杰弗里 · 索南菲尔德写的《特朗普的十诫》，我觉得他讲得很清楚——特朗普的做法为什么有效。特朗普不是权力规律的反例。

杨斌：虽然有人并不喜欢那些做法。现如今，那您还会鼓励年轻人去读 MBA 吗？20 年前您就曾经撰文质疑过 MBA 的投入产出比不划算。

菲佛：读商学院就是花费很高，不光是钱，还要占用你两年的时间，所以需要自己权衡。我认为这是个人的决定，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有求知欲，还要看是去读什么商学院。老实说，最好的商学院给你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他们给你的品牌和人脉。如果你来斯坦福，你会被高知人群包围，你不断地跟他们接触，你会变得更聪明——不只是同学，还有校友。当然，还因为是在硅谷——这也是斯坦福大学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

杨斌：清华我想也有类似的优势。我同意您的看法，读不读，读哪里，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

很高兴与您交流，期待您的书能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帮到更多的中国管理者、年轻人。

别让管理变成一场 " 时尚追逐 "

在这场对话中，菲佛反复强调一个核心命题：管理的真相，需要用证据说话。20 年前他在《管理的真相》中发出的警示，在 AI 狂飙的今天非但不过时，反而愈发振聋发聩。当所有人追逐明星 CEO 的光环、沉迷新潮的管理概念时，菲佛提醒我们：别用个例下结论，看看数据怎么说；别复制别人，找到自己的路；别以为 AI 改变了本质，科学的方法永远不会过时。

真正的管理智慧，从来不在于追逐风口上的新词，而在于一套朴素的思维方式——尊重事实、基于证据、敢于质疑权威、善于从数据中学习。在这个信息爆炸、概念泛滥的时代，做一个在复杂情境中寻找真相的践行者，而不是盲从潮流的追随者。